但群众的志愿布施不加干涉。

[8]第二，宪法结构上的理由。有关联邦司法问题的立法权属于联邦国会，联邦法院法官由总统提名参议院同意任命。

但在新一轮司法改革中，司法权的中央化被转换成司法权是中央事权的话语体系，并成为本次改革的理论基础。还要特别注意的是，上海作为直辖市，具有面积小、司法机构和人员少的特点，那些面积大、司法机构和人员多的省份，这一任务将更加繁重。第三，公民平等保护的重大问题更多地是在于立法及行政领域，一般不会关涉司法领域。由于司法机关整体的不独立，导致各级领导可以以各种手段干涉司法。但这一安排可能导致的问题是进一步虚化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对法院的人事任命权，真正坐实对人大及其常委会橡皮图章的指责，仍然是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损害。

本轮司法因其改革力度之大而备受国内外关注，也因其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而显得意蕴深远。[7] 张卫平等著：《司法改革：分析与展开》，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5页。对严重超越宪法职权，违背国家根本利益的行为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议，提请全国人大作出是否调查的决定。

条约具有法律的约束力，但其约束力出自以国家信誉为担保所负担的义务。宪法解释的目标应当是在考量制宪者或者修宪者的规定意向及具体的规范想法，以探求宪法规范在法秩序中的客观规范效力。通过对2004年宪法修改前国家主席外交活动的考察可知，国家主席开展的元首外交主要有代表国家同外国元首举行会谈、签署外交条约及其他重要协议，作出国家承诺，参加以国家为单位构成的国际会议或地区会议，出访他国或者接待外国元首、首脑访华等。[5]三是，鉴于国事活动条款的内涵尚不清晰，学者们提出不同的解释方案。

我国《宪法》第80条和第81条实质上限定国家主席行使国家权力的界限，超越此界限将可能导致违宪的后果。在日本宪法中，天皇是基于主权所属的日本国民的公意，实质上否定《明治宪法》确立的天皇主权原则，天皇不再是统治权的总揽者，具有总揽所有国家作用的权能。

诚如前文所述，国家主席在进行国事活动时具有相对的自主性，国事活动条款的内容与边界，需要国家主席的外交实践和全国人大常委的宪法解释加以确定。马岭：《我国国家主席制度的规范与实践》，《法学》2014年第4期。国事活动作为概括性条款，具体内涵应通过国家立法和宪法解释不断阐明。[48] 蔡定剑：《宪法精解》，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368页。

国家主席在宪法体系中作为独立的国家机构，其政治影响力和自主性亦将增强。[9] 谢新胜：《中国的条约缔结程序与缔约权——以《缔结条约程序法》立法规范为中心的考察》，《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2000年，他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发挥联合国的积极作用，并提出中国政府对推动联合国改革的基本立场。[31]实践中确立的三位一体的宪法惯例为中国元首制度改革提供思想基础和制度实践。

第一种模式是国家主席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出访活动。关键词:  国家主席 国事活动 宪法解释 元首外交 三位一体权力结构 一、问题的提出 2004年我国宪法修改，增加了国家主席进行国事活动的职权，这是自1982年我国宪法恢复设置国家主席以来对国家主席职权的首次修改，国家主席的职权藉此扩大。

[7] 而钱宁峰博士将国事活动与日本宪法中的国事行为对比，认为可以将国事活动作为国家主席从事政治活动的总称，进而区分为广义的国事活动和狭义的国事活动，国家主席可冀此职权发挥其影响力，并将其对立法行政和司法的影响通过宪法体制得以实现。这些都表明国家主席进行国事活动具有的象征性和程序性特征。

[34] 同前注4，翟志勇文。[8] 钱宁峰：《国事活动与元首制度》，《环球法律评论》2012年第6期。我国国家主席在外交活动中多次签订涉及领土主权、两国重大外交关系等内容的条约，成为重要的缔约主体。[59] 王德祥：《对国家元首制度的比较研究》，《现代法学》1981年第4期。[51]元首外交作为首脑外交的组成部分，[52]首脑外交更加重视首脑本人在外交中的作用，但首脑外交不是私人外交，首脑所进行的一切外交活动仍然是以国家的名义进行，首脑之间所形成的友好关系，对发展两国关系有着重要作用。2. 元首外交的结构形态 元首外交的结构、特点客观上决定国事活动条款的规范内涵和解释方法。

但是这项授权只是程序性授权，国家主席不得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国务院的外交决策之外行使其他权力。因而，自1982年宪法修改到2004年宪法修正案提出的二十多年中，国家主席积极开展外交活动，取得相当大的成就。

因此，接受外国使节虽是对国家主席的宪法授权，但是国家主席接受外国使节只是履行程序，并无实质的决定权。[1]1993年以来，国家主席积极开展元首外交的实践，也促使学者提出修改我国宪法，增加国家主席进行国事活动的条款，以适应客观需要的建议。

根据1978年我国《宪法》第22条第4项规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议决定国务院总理的人选。王兆国：《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人民日报》，2004年3月9日。

国家主席提名国务院总理并没有规定在我国《宪法》第80条和第81条成为国家主席的职权，而是规定在我国《宪法》第62条第5项中，成为全国人大行使重大人事决定权的程序，因而只能视为一项程序性权力。[14]由此，三位一体权力结构成为国家权力结构的新的实践形态，有学者称之为中国的不成为宪法。国家主席在元首外交中所达成的协议或者签署的条约，需要经过国务院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查决定是否批准。[68] 参见王旭：《论我国宪法解释程序机制:规范、实践与完善》，《中国高等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

四、国家主席进行国事活动的监督 分权原则是现代宪政的重要理念，宪法将国家外交权在不同国家机关之间分配，使它们既有相互之间的配合和依赖关系，更有彼此之间的制约与平衡，以防止滥用国家外交权力。立法机关此处的解释包含两项内容：一是对宪法第80条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条款适用范围的扩大解释，但该项解释与宪法第81条进行国事活动条款相结合，后者是构成前者扩大解释的情形和理由。

[50]因而，国事活动条款将为国家主席更加积极、主动地开展元首外交提供活动空间和宪法保障。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它的外交政策应通过宪法和法律途径上升为国家的外交政策，并由国家机构执行，这也是现代政党制国家的一般做法。

综上所述，1982年我国宪法修改之后，我国外交政策调整、国家主席的外交实践以及国内政治生态的改变，使得国家主席在对外交往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但客观上也使得1982年我国宪法确立的规范价值与政治事实之间出现紧张关系。国家主席作为国事活动条款的规范主体，根据其宪法地位和其他宪法职权，亦难以从国事活动条款解释出国家主席在外交领域实权化的结论。

从比较法视角看，国家元首在外交活动中均有着较高的自主性。换言之，国家主席的担任者虽是三位一体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作为国事活动规范主体的国家主席，乃是作为国家机构的形态而存在的，国家主席应当依据其宪法地位和宪法职权参与国家政治运作。[18] 三位一体的结构形成后，国家主席在国家政治体制中实际地位得到提高，并影响到国家主席权力行使的实际状态。而且《德国基本法》第58条对德国总统的职权行为作出更为概括的限制，要求联邦总统的命令和指令须经联邦总理或者分管部长副署才能生效。

马岭：《国家主席的性质》，《法学评论》2014年第3期。[58] 同前注2，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书，第353页。

是一桩对于治国安邦无关紧要的事。[28] 《汉语常用大词典》，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388页。

[68]国事活动内涵的不清晰使得国家主席的外交实践与宪法规范之间产生一定张力，客观上制约了国家主席开展元首外交的合宪性与正当性，也损害了宪法的稳定性和权威性。[63] 孙谦、韩大元主编：《世界各国宪法的规定：行政机关》，中国检察出版社2013年版，第142页。